西周一朝，上承商代巫风之余绪，下启春秋礼法之先河，其墓葬风水之道，实为中华龙脉勘测与宗法礼制融合的滥觞、要洞悉西周墓葬的玄机，不能仅从土木结构入手，必须深入周人的天命观、周公定礼，不仅规范了生人的进退，更通过“葬埋之礼”确立了连接地脉与皇权的纽带。
从地脉格局考察，西周王陵及贵族墓葬的选址，极重“中原之气”、西周都城多处于渭河流域，此地北依黄土高原，南傍秦岭，泾渭二水交汇，形成了天然的“山环水抱”之势、西周早期的墓葬，如在周原、丰镐一带发现的遗迹，其选址往往位于地势高亢的台地之上、这种选择并非偶然，在高处修墓，一方面是为了避开地下水的侵蚀，保全尸身与随葬青铜器的完好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“俯瞰四方”，在风水学上称之为“居高临下，纳八方之气”。
周代风水的核心要素在于“礼”、西周墓葬的等级森严，直接体现在墓穴的规模与形制上、王、公、侯、大夫，其墓道的数量与长短有严格的定数、在风水秘传中，墓道被称为“气口”、四条墓道的“亚”字形大墓，代表着四方之气的汇聚，只有周天子或最高等级的宗室方可享用、这种格局能够确保墓主在死后依然处于权力的圆心，通过东南西北四条引气通道，将地灵之气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中心椁室、中级贵族多用两条墓道，呈现“一”字或“工”字形，这在能量场上属于“对流局”，旨在求稳，保子孙食禄不坠。
椁室的内部构造同样体现了阴阳五行的平衡、西周中晚期，木椁墓日益成熟、木材在五行中主“木”，代表生机与条达、以巨木叠筑而成的椁室，不仅是物理上的防护，更在风水中起到“聚气藏风”的作用、周人认为，死者虽入土，但其精魂依附于骸骨，若以厚木围护，辅以大量木炭、白膏泥等材料（虽然白膏泥在楚地更盛，但西周早期已有初级防潮处理），便能营造出一个干燥、稳定的阴阳交界空间、在这个空间里，地气得以凝练，不因外界旱涝而溃散。
随葬的青铜器，则是西周墓葬风水中最关键的“镇物”、青铜，古称“吉金”，汇聚金火之气，经过烈火淬炼，具有极强的破煞与定气效力、西周墓葬中常见的鼎、簋、鬲等礼器，其排列位置绝非随意、鼎为重器，立于中央，象征土生万物，稳固根基；簋盛食，象征养育，位于侧位、在风水流派的密语中，青铜器的铭文不仅仅是记录功勋，更是一种“咒力”的载体、铭文中的“子子孙孙永宝用”，实际上是通过文字的力量，将墓葬的地脉灵气与后世子孙的运势进行强绑定、每当后人在祭祀中感应到这些青铜器的存在，便是开启了跨越时空的能量交换通道。
玉器的使用在西周墓葬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、周人崇玉，认为玉乃山川之精，能够通神、在墓主的口中衔玉（含蝉），在耳边置玉（瑱），甚至在身上覆盖玉柄形器、玉璜组成的组玉佩、这些玉器在风水布局中充当了“滤网”的角色、地下的阴冷之气经过玉石的转化，变得温润平和，从而保护墓主的“灵气”不被浊气侵蚀、尤其是成组的玉佩，其形状与排列往往对应天上的星象，体现了“天人合一”的风水最高境界。
关于坐向，西周墓葬表现出了高度的统一性、绝大多数墓葬呈南北走向，头北脚南、这种朝向与当时的宗法建筑如出一辙，体现了“北面而事，南面而听”的社会秩序、在地理磁场中，南北向能更好地顺应地球磁力线，使墓内气场与大环境保持同步、有些墓葬虽有偏斜，但多是根据当地河流走势或山峦起伏（龙脉）进行的微调、这种“因地制宜”的做法，正是早期风水学中“乘生气”的具体表现。
西周墓葬中的车马坑，则是另一种宏大的风水布局、车马代表“动”与“速”，将其置于墓侧，是为了给墓主提供死后的“巡狩”能力、在能量学层面，车马坑构成了墓葬的“外护砂”，如同卫兵一样守护着主墓的气场、车马的数量往往根据墓主生前的职级设定，形成一种动态的能量拱卫、这种排布确保了墓穴不仅是一个静态的安息地，更是一个充满威权、随时可以发号施令的地下宫殿。
到了西周中晚期，墓葬内部的装饰也开始讲究、虽然不似汉代那般有华丽的壁画，但丝织品与皮革的包裹，加上朱砂的铺设，使得墓底呈现出一种肃穆而神秘的气氛、朱砂在风水学中是极阳之物，铺在墓底可以压制地底的阴湿之气，防止蛇鼠侵扰，更有“红火”与“辟邪”的双重语义、这种红色的视觉效果，在黑暗的墓穴中被认为能引导灵魂穿透幽冥，寻找到通往神灵世界的道路。
西周墓葬风水的另一大特征是“族坟墓”制度、在一个家族墓地中，长辈与晚辈的排位顺序（昭穆制度）严格对应风水上的“尊卑位”、这种聚族而葬的模式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家族气场、每一个独立的墓穴都是这个大场域中的一个点，彼此呼应、这种布局的最大作用是增强家族的凝聚力，通过地脉的共享，确保整个家族血脉的绵延、如果某一个位置的风水受损，家族中的长老会通过重新修整祭祀仪式或添加特定镇物来进行补救。
从考古发现的周原遗址看，西周贵族对水系的利用极尽其妙、墓葬周围往往有精细设计的排水沟渠，这不仅是工程学上的成就，更是风水中“水聚天心”的运用、让雨水以特定的路径流走，既不冲刷墓冢，又能带动周围气的流动、在周人的观念里，流水带走的是污秽，留下的是生机、这种对水的精细化控制，反映了西周风水已经从原始的经验积累上升到了理论指导的高度。
西周时期的“分封制”也深刻影响了各地的墓葬风水风格、虽然核心礼仪遵循周礼，但各诸侯国在实际操作中会融入当地的地理特色、比如位于山东地区的齐鲁墓葬，会结合靠海的湿气特征，在墓室垫土中加入更多的防潮物质；而位于南方的诸侯国，则更注重防腐与防洪、这种地域性的微调，丰富了西周墓葬风水的内涵，使其成为一种包容性极强的文化体系。
在勘测西周墓葬时，现代人常被其简朴的外表所迷惑、西周不似秦汉那样流行巨大的封土堆，许多王陵在地面上几乎没有痕迹、这种“归于自然”的做法，其实包含了极高的风水智慧——“深藏不露”、不堆砌高大的土丘，是为了防止“气散”，也是为了防范后世的盗掘、将宝气深埋于地下，与大地融为一体，这才是真正的“大象无形”、周人相信，只要地脉不断，子孙对祖先的祭祀不绝，那么这股气就会一直护佑周王朝。
西周墓葬风水的精髓，在于对“度”的把握、它没有商代的暴戾与诡谲，也没有后世的奢靡与繁琐、它追求的是一种中庸、平衡、有序的状态、通过对青铜器规格的限制、对墓道数量的规定、对玉器位置的安排，周人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阴阳平衡系统、这套系统不仅是为了安葬死者，更是为了通过死者的安宁，换取生者的繁荣。
当我们审视那些出土的西周文物，尤其是那些刻有复杂纹饰的青铜簋时，我们能感受到一种来自三千年前的稳定磁场、这些纹饰，如饕餮纹、凤鸟纹，在风水中都具有特定的图腾意义、凤鸟象征周人的起源与吉祥，其舒展的线条在墓室内营造出一种向上的气流、这种艺术与风水的合一，使得西周墓葬成为了中国古代环境学的集大成者。
在西周的风水逻辑中，人、地、天是一个闭环、墓葬是人回归大地的终点，也是后人感应天命的起点、每一座西周墓葬的方位选择，都是在与星辰对话；每一次入葬仪式，都是在与山川签约、这种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礼制的坚守，使得西周墓葬风水呈现出一种博大精深的气象。
西周墓葬的这种布局逻辑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、后来的秦始皇陵虽规模空前，其核心的阴阳观念仍未脱离西周确立的范式、汉代的厚葬之风，亦是在周礼的基础上进行了物质化的扩张、可以说，不理解西周墓葬风水，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风水学的根源、这种植根于关中大地、生长于周礼沃土的堪舆之道，即便跨越了三千年的光阴，依然能在那些残存的黄土与锈蚀的青铜中，让人感受到一种震慑心灵的规律之美。
这种风水布局的稳定性，也解释了为何西周能享有八百年的国祚、通过对祖先墓葬精心的风水维护，周王室建立了一套跨越阴阳的社会管理体系、在周人看来，地脉的稳固即是江山的稳固，祖灵的安宁即是黎民的安宁、这种将风水、政治、血缘融为一体的思维，构成了中华文明早期最核心的竞争力和凝聚力。
西周墓葬风水的研究，不仅是考古学的范畴，更是对古人空间感知力的一种致敬、在那个没有现代测绘工具的年代，周人凭借着对自然环境的敏锐察觉，利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，在广袤的土地上精准地找到了那些能够聚气的点位、这些点位，或在山之阳，或在水之滨，历经千年沧桑，依然散发着古老而深邃的气场。
西周墓葬的每一个细节，从墓壁的坡度到椁室的厚度，从随葬品的摆放顺序到填土的夯筑密度，无一不体现了风水学对“稳定”与“和谐”的追求、这种追求，本质上是人类试图在无常的自然界中，寻找到一种恒定的秩序、西周人做到了，他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座座空冢，更是一套关于如何与土地相处、如何与祖先沟通、如何在大地上安身立命的完整哲学。
这种哲学在今天依然具有参考价值、它告诉我们，风水并非迷信的堆砌，而是对自然环境的深度尊重与利用、西周墓葬风水的简洁与力量感，正是因为它触及了地脉运动的本质规律、在那幽深的墓穴里，金木水火土五行各安其位，礼乐文明的光辉在地下静静流淌，守护着华夏大地的气脉长存。